迎接十九大召开专栏·全面深化改革专题

　　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创新与云南的实践探索

　　黄小军  张德兵  云南省社科院

　　摘要：过去五年，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从多个方面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回答了在新时期新阶段“怎样管好党、治好党”的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云南在党的建设创新理论指导下，坚持以强化理论武装为统领、以强化选人用人导向为抓手、以强化从严治吏为关键、以强化执政根基为重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

　　“共享发展”理念相关问题之考察

　　张国清 何  怡  浙江大学

　　摘要：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中，“共享发展”理念直接关系到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构想。同其他发展理念相比，“共享发展”理念成为中国制度改革的设计原则，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其他发展理念多少有增量发展的渐进性含义，“共享发展”理念则更多强调发展方向的总体性意义，是对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不得背离“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标的论断的再诠释和新发展。实现“共享”和“共享发展”理念，需要具体的社会条件。克服影响共享发展的诸多消极因素，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重心。把“共享发展”理念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顶层设计原则的高度，才能精确把握这一理念蕴藏的重要政治含义。

　　中央和地方关系视角下的金融监管——从阿里小贷谈起

　　唐应茂  北京大学

　　摘要：中国出现了中央和地方二元式金融监管制度，金融监管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新领域。地方金融监管规则与中央金融监管规则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对地方金融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具体而言，地方金融监管规则中存在与中央金融监管规则直接冲突的规定，而各地方“冲突型”规则与中央规则偏离程度存在不同，这是阿里巴巴小额贷款公司从浙江“迁”往重庆获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地方金融监管规则中还存在大量中央规则中没有的“扩展性”规则，而“扩展型”规则越多的省，该省小额贷款行业发展越不好。“扩展型”规则反映了地方政府出于私利而采取的“寻租性”行为，“扩展型”规则的大量存在，限制了阿里小贷这一成功事例的普适性。

　　论诱发公务不作为的制度缺陷及其改进

　　方世荣 朱茂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摘要：不作为是一种较常见的公务违法现象，需要针对其产生的主客观因素进行系统治理。不作为的生成除了公务人员自身的主观因素之外，相关制度的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客观因素。如重事后问责轻防范监督的制度缺陷、原初责任配置的科学性欠缺、责任追究制度的非公平合理性等，都可能诱发公务人员不作为。对此必须进行系统性的制度改进，主要包括：建立重在事前防范和事中监督的专门制度、科学配置公务岗位职责、构建公平合理的责任追究机制等。

　　社会转型期民众的政府再分配偏好及影响因素

　　麻宝斌  杜  平  吉林大学

　　摘要：在现代社会，通过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一项重要职能，而民众的政府再分配偏好对收入分配等相关政策的设计具有重要影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政策的优化和调整需要建立在民众对公平正义的主观认知基础之上，尤其需要了解民众对政府再分配的偏好。立足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我们从户籍类型、社会经济地位、公平认知状况等方面对民众的政府再分配偏好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城镇户籍人口比农村户籍人口具有更强的政府再分配偏好;如果人们倾向于与自己相似条件的对象进行比较，就会更认同政府通过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不支持通过政府再分配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这些研究发现对于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等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具有借鉴意义。

　　政治局集体学习与国家治理

　　——以十八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为分析对象

　　黄其松  陈  芳  王家倩  贵州大学

　　摘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构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制度化创新，集体学习在提高党的思想及理论素养的同时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注入强大动力。由于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学习主体、学习内容和学习模式上的特殊性，使其不仅促进了学习型政党建设，更是发挥着重要的治理功能，即推动国家治理重大战略、重要方针和政策的制定、部署。因此，政治局集体学习是政治精英设定国家治理议题、政策议程，进而凝聚共识以谋国家治理之策的一种方式和过程，政治局集体学习有力地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迎接十九大召开专栏·国家形象传播专栏

　　中国国家形象话语体系建构中的符号媒介考量

　　蒙象飞  上海外国语大学

　　摘要：一国的国家形象形成于国家间的社会互动与博弈，是本国自我话语描述和他国话语描述相互博弈的结果。国家形象除了受意识形态、一定文化意义系统的影响制约之外，国家间不同的信息传播能力和话语建构能力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在国家形象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符号媒介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对外传播中，应广泛运用符合中国形象战略传播目标的中国符号媒介，并采取整合传播策略，不断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话语能力。

　　云南藏区宗教和谐构建背景下的宁蒗涉藏区域经验

　　冯天春  云南省社科院

　　闫润清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宁蒗涉藏区域地处边远、范围狭小，但又极具代表性。当地除藏传佛教外，尚有伊斯兰教、基督教、汉传佛教、毕摩教、达巴教、韩归教等多种宗教形态。目前，该区域的多元宗教处于较为理想的和谐共存状态。以实地调研为基础，从现象、结构、传统、心理、发展等多维视角深入考察其宗教和谐经验并反思得失，不但可有效推进当地宗教工作，激发宗教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性，也可为当前的宗教研究、管理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和谐模式。同时，还是探讨新时期我国国家形象建设并展现其建设成果的重要实践路径。

　　佛寺传播中的傣泐土司政治认同建构研究

　　李  昌  昆明理工大学

　　南长森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自元代到中华民国时期，历代中央政府在傣泐社会的“改土归流”都是不彻底的，中央王权在基层傣族村寨并没有建构起自己的政治认同。与此对应的是，在封建领主时代的傣泐社会，土司政权以南传佛教及其佛寺为中介，将政治传播和傣泐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使政治认同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传播日常化、生活化，在长期潜移默化的浸润中完成了对土司政治认同的建构。

　　“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问题及对策

　　曾蕊蕊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取得重要建设进展，成为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的一面旗帜。但与此同时，仍有部分西方国家和沿线国家媒体歪曲解读和攻击该倡议。如何向世界各国讲清“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为“一带一路”建设赢得良好舆论环境，仍然是对外传播过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欧永宁  湖南科技学院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的建构、解读及发展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具体体现在：包含着“中国特色”建构的根本要素、根本机制、根本经验，可视为中国特色的建构之“基”;提供了解读“中国特色”的根本视角、根本方法、根本尺度，可视为中国特色的解读之“本”;指明了“中国特色”发展的根本向度、根本思路、根本途径，可视为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对“中国特色”是什么、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等基本问题作出科学系统的回答。

　　迎接十九大召开专栏·“一带一路”专题

　　论“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陈　健　龚晓莺  同济大学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扩大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国内各相关区域纷纷响应并付诸实施，已给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开始逐步化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中国区域之间的融合发展起到强化作用，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分层优化、因区施策。为了进一步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应把既有各区域性国家战略实施地区有效地贯通起来，强化“一带一路”沿线“共享共赢”、“协同创新”思维，，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法律法规和组织融合一体化格局，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提供法律制度和组织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中的作用

　　孙吉乐  李文臻  房　裕  兰州大学等

　　摘要：运用随机前沿方法和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一带一路”倡议对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可以促进要素合理流动，改善资源错配现状，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最终会提高区域创新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同时还发现，劳动者接受高等教育比例和技术市场的发展也对区域创新效率提升有显著作用。应深入贯彻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力度，大力推动技术市场的发展。

　　论“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物流轻重型商品价格的影响

　　王彦西　朱俊杰  西南财经大学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有助于降低国际跨境物流成本。跨境物流中，轻型与重型产品在收集、包装、储存、装卸、运输和分发等各个环节都存在差异。重型产品操作流程相对简单，故物流成本较低，而轻型产品流程复杂，环节众多，故成本较高。中国需进口沿线国家大宗原材料和能源，并输出大宗机器设备和其他工业产品，充分认识轻重产品物流环节和成本的差异对于提高“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及沿线国家的跨境物流效益和经贸合作的“互联互通”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学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有限市场化流转改革研究

　　——从利益相关群体利益冲突治理的视角

　　崔江红  云南省社科院

　　摘要：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利益需求的一致性是推动宅基地有限市场化流转的基本前提，各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影响制度调整的绩效，而利益冲突的焦点是有限市场的范围。同时，违规占地建房行为对宅基地使用权有限市场化流转改革绩效的影响较大。站在利益冲突治理及宅基地节约利用的角度，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有限市场化流转改革应与惩罚违规占地建房现象同时推进，合理限定有限市场的范围，规范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程序，正确处理好宅基地有限市场化流转带来的新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和部分农户无房无地问题，建立农村保障房制度。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问题探讨

　　陈　琛　中山大学

　　朱舜楠  清华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国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给金融市场带来了严重的风险隐患，目前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存在备案强加时限、监管一刀切、缺少监管协调机制、有监管盲区等问题。应借鉴各国在金融危机后加强私募基金监管的经验，加强和优化对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应对私募基金管理人进行分级分类，实行差异化监管，同时建立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制度，强化信息披露。对投资者，应强化投资者教育，优化合格投资者。对监管体系，应加强监管信息的共享与匹配，实现协同监管，同时进一步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法律法规和自律规范。

　　社会公众对能源企业公共危机的反应机制研究

　　——以石油石化企业为例

　　张　音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摘要: 能源企业公共危机的处置和响应对维护企业声誉具有重要意义。借鉴期望—差异模型和满意理论，构建能源企业公共危机的公众反应机制，探究社会公众对于能源企业危机响应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社会公众对于能源企业处置公共危机的满意程度取决于其对于企业应对危机的方式的感知与对企业的期望所进行的比较。公众对危机事件的起因、事件的紧急性和相关企业实力的认知会影响公众对于企业应对的预期。而企业应对危机事件的时机、信息公开程度和为纠正事件影响而作出的努力水平影响社会公众对企业危机应对行为的感知。能源企业应当对危机事件属性做出客观评判，明确社会公众可能产生的期望，并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响应策略，以降低危机事件对企业声誉的损害。

　　民族学

　　论乡土社会之道路景观

　　彭兆荣  厦门大学

　　摘要：道路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连接着一个巨大的有形、无形，神圣、世俗，中心、边缘等的广阔天地，形成了一个无以伦比的真实的网络世界;仿佛中国的“道”，具有无限贯通的可能。作为道路景观，有着多层次的实体意义和隐喻意义。在乡土社会中，道路景观也在诉说着民间的故事。

　　自反性、主体间性与现代性：民族志书写现代性探析

　　李银兵   李  丹  贵州师范大学

　　摘要：当前民族志书写实践中出现的批判与反思，是自反性这个当代社会理论的重要问题在人类学中的最好表征。在兼具消解与建构特征的自反性书写下，民族志书写关注的焦点落在了主体问题上，并使主体从实在主体转到了关系主体，即从单一或多元化的主体认识转向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厘定，这极大地彰显了主体间性在民族志书写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自反性和主体间性的有机结合，不仅能强化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和人文性，也昭示着全球化视域下的公共人类学成为了可能，这些都是民族志书写现代性的最高诉求。

　　旅游目的地东道主群体内部关系的人类学考察

　　——以云南大理白族古村为例

　　苏  醒  华体会体育（中国）官方网站,HUATIHUI SPORT

　　摘要：旅游目的地东道主群体的“异质化”已逐渐成为一种凸显的现象。这种异质化的东道主群体内部关系虽然表象上呈现出“敦睦他者”与“和谐共生”的状态，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结果表明，东道主群体内部各子群体在空间分配及行为方式上存在明显的“边界”，且通过呈现于语言、传说历史、亲属关系、宗教等方面的族群差异反映出深层的“区隔”，彼此间对主体性、文化原真性等的认知差异还导致了矛盾冲突的产生。究其本质可知，东道主群体内部的浅层“融合”是基于生存发展需要的功利性融合，是双方关系的表象;而深层“区隔”则是基于族群背景与利益关系的深度隔阂，这才是东道主群体内部关系的核心所在。

　　云南多民族共生共融的政策选择刍议

　　马喜梅  云南大学

　　摘要：云南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各民族在不断迁徙流动，交往交流中彼此尊重、团结互助、包容接纳、通婚融合，加上历朝历代民族政策的催化，逐步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杂居、和谐共处的多民族共生格局。多民族共生格局是云南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推进云南多民族共生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云南省建设成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必经之路，是当前中国民族政策完善和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文化跨界融合对中外跨界音乐发展的推动作用

　　吴锦美  云南大学

　　摘要：西方跨界音乐发展及成因分析。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明显，使多种音乐文化的相互借鉴融合更加深入广泛，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跨界音乐”，推进了人类音乐艺术的发展。跨界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跨界发展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中。

　　文学

　　中国古典美学的空间意识与当代空间美学视域

　　张  娜  南京大学

　　摘要：与西方古典美学相比，中国古典美学更多体现出一种空间性。这种空间性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空间观念密不可分。古代哲学的“空间”是充满意蕴的空间，是大化流行的“道”的空间，且时间与空间并未割裂，具有时空连续一体化的特征，儒道佛都内在具有空间意识。中国古典美学的空间性特征在文论、诗论及画论中俯拾皆是，并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空间性范畴，诸如象、意象、意境等。王国维、宗白华等美学家开始真正对古典美学进行空间阐释。王国维从传统诗论中提炼出“境界”范畴，以隔与不隔、出与入、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进行空间式思维论述。宗白华则自觉反思古典美学的空间意识，通过中西方空间感的对比，阐述中国古典美学空间意识的构成、空间意识的节奏和空间意识的精神。从当代空间美学视域来看，古典美学的空间性呼应了空间转向，其直观、体验、想象及主体间性的美学思维特点，对人的生存的关注，都契合了如今的空间场所美学精神。

　　当代文艺的媒介文化景观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导向

　　冉  华  西南政法大学

　　张亚玲  内蒙古科技大学

　　摘要：传统中国“伦理—道德”高度一体的思维方式，在社会教育中引导出“立人极”的圣人培育方式和精英文教模式。而遭遇外敌欺凌的近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则主导了一个由“立人极”向“立人”转变的“国民性改造”工程，文学内涵则是“理学(经学)”到“伦理学”之变。到了当代，突飞猛进发展的媒介技术对于文学发展，既具有“启蒙”功用，又产生消解作用;而文学世界中“伦理—道德”分离的现实警示着当代社会急需建构传播伦理，文艺批评则需要伦理批评新形态：文学创作开始全面贴合实际，文论建构召唤文学伦理学入场，后者不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存在，更是突出强调作家与评论家能以“整个个体”的角色参与创作活动。

　　历史

　　先秦时期边疆思想的产生与演变

　　袁宝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

　　摘要：早期边疆，是指现实世界中用以区分两种文化群体的地理过渡区域。先秦时期，随着夷夏族群的形成与分化、夷夏有别理念的强化，早期的边疆意识逐渐萌生，并在地理空间上有所体现，不过这种早期边疆与真正的“边疆”概念存在较大差异。服事理念的出现，标志着“夷夏之辨”边疆思想体系的成熟，此时的夷夏文化表现出高度的互斥性。直至春秋时期，“礼别夷夏”思想的产生，始为蛮夷入夏打开通道。与此同时，随着领土国家的出现，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符合科学定义的“边疆”。先秦时期边疆思想的产生与演变，是秦汉时期大一统边疆理念形成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

　　日本江户时代知识人对朱子《家礼》的继受

　　彭卫民  西南政法大学

　　摘要：江户时代知识人对于“家”的礼法认知，建基于朱子《家礼》。学者们依托“名分”“伦常”与“时中”三个关键词，对日本的“家”在天理层面加以改造——“礼”是作为“性之本体”在家庭之中的先验表达，这种日用伦常的哲学不可变更。江户时代的幕藩制，以德川家为中心的武士集团组建“家职国家”，借助“家格阶层制”这一主从有序的家内礼法，使得“孝”的规范更具备“忠”的强大政治功能。作为礼制在私域中的重要表达，江户时代的《家礼》呈现出“他者/自我”、“继受/批判”的研究特征：一方面把“家”视为拟制的血缘集团，另一方面又把它扩大为继承社会机能的经营集团，以此形成忠孝一体的“家族国家观”。

　　视觉文化研究专题

　　图像时代的文学镜像及其视觉归趋

　　黄继刚  阜阳师范学院

　　杨文欢  西南大学

　　摘要：语言文字和图像文化的应运而生之间有着无可回避的默契，从“图”到“文”的更迭和演进被视为历史文明的重要进程。这也要求我们既要从语言艺术的本体论视角也要从文化社会学的立场上来展开对图像的有效阐释，尤其是要从当下的“文学图像化”的社会现状判断进入“文学图像论”的学理分擘和例证，而“语象”概念无疑为我们研究“文学图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此外，图像本体的阐释路径解构了传统艺术活动当中的固有平衡，图像日益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虚假意识形态，并为我们的现实遭逢设置了种种想象性关系。图像所建构出来的真实谎言，也引起我们对“观看之道”的再度审视。

　　视觉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困境与超越

　　林  峰  南开大学

　　摘要：视觉文化具有日常生活性、大众消费性、图像霸权性和价值导向性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引导功能，意识形态视觉化是当代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特征。同时视觉文化具有“去中心化”、消费主义和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症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从视觉认知图式、视觉消费文化和视觉象征手法三个维度入手，将视觉文化融合并贯穿于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机制当中，才能嵌入大众日常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知、接受和认同。